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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的第一天就和欧阳平（化名）取得了联系，但直到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才见到他。

欧阳平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我和他约了很多次，但每次都在约定见面时间的前半个小时接到他的电话：“对不起，我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咱们改天吧。”

我于是改变策略，放弃上午、下午的工作时间，改在午饭、晚饭时间，甚至晚上９点以后。

“对不起，今天午饭恐怕我得跟客户一起吃，边吃边谈工作。”“对不起，活儿没干完，我晚饭就在公司里凑合了。”“对不起，今晚我要加班到午夜以后。”

当我们终于在西单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见面时，他最初同意我披露他的真实身份，但采访结束后又变卦了。

其实，欧阳平工作的那家外企，是一家著名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他不是初入行的“资浅”职员，而是一个部门的经理，年薪超过30万元人民币。欧阳平真忙，忙得没有“家庭”（他已婚，有一子，但孩子基本交给父母，妻子基本交给竞争对手——他太太在另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忙得没有“业余”（法定节假日时，他的公司偶尔也会组织黄山游、漓江游，但他宁愿在家睡觉，确切地说，是在家“补觉”），忙得没有“自我”（他觉得，他似乎把自己的时间、空间、肉体、精神……一揽子卖给公司了）。

欧阳平最大的烦恼是“没时间花钱”。他特别羡慕那些“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因为他的正常工作日程是“朝九晚十二”，有时，凌晨两三点才能回家。

“我们这一行就像‘围城’，圈外的人羡慕我们，认为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名气大，薪水高，但圈内的人都知道，这一行太忙，太辛苦。我们所的很多人都想先苦干几年，挣些钱，然后跳槽或改行。”他的语气苦涩涩的，就像他点的那杯不加糖、不加奶的咖啡。

压力越大跳槽越频

程越（化名）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但他的理由是，他的收入够不上。

他任职的公司是美国一家著名的IT公司。

程越今年28岁，在这家美国公司做质量顾问。他的工作也很忙，所以只能在午饭时间和我见面。我们在上海徐家汇港汇广场的一个食肆中见面，边吃边聊。

程越说话音量不高，我得尽量凑近他，才能在食客纷杂的交谈声和杯盏声中分辨出他的声音。“我的工作压力很大。IT业不养老，我的同事基本都是我这个岁数。我们都是合同制，两年一续。我倒不太担心被炒鱿鱼，因为我工作很卖力，而且老板一般也不会炒谁鱿鱼。炒鱿鱼对员工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可以拿一笔钱，然后换家公司。”

程越大学毕业后工作了5年，已经换了3份工作。“你这么年轻，跳槽就这么频繁！”我惊讶地说。

“我这不算频繁！有人一年一跳，有人干了几个月就换公司。”程越淡淡地说。

高端白领求大于供

秦信阳（化名）也换了3份工作，一个国企，两个外企。不同的是，他在如今效劳的这家德国公司重庆分公司干了6年，而且目前没有跳槽的打算。

令我意外的是，要求不透露姓名的采访对象，竟然主要来自理应比较自由、宽松的西方在华企业。

我采访秦信阳的那天是星期六，他在家休息，但他的神态和口气仍然透着难以掩饰的疲惫：“我工作压力大，非常大。”

不过，秦信阳的压力并不像欧阳平那样来自超时工作，而是来自中国国内同业的竞争。“现在生意很难做。老板的压力也很大，但他把压力转嫁到我们身上。”

秦信阳1988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国有化工企业工作，他第一个月的工资是83元；10年后，他在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工作，月薪近两千元；如今，他在这家德国公司的月均收入（薪水加奖金）近1万元，是1988年刚参加工作时的100多倍。当然，这18年来，中国的物价也涨了，但涨幅显然不到100多倍。

说到这里，秦信阳刚才的疲惫一扫而光。

有数字显示，随着中国高端白领逐渐形成了求大于供的卖方市场，在讨价还价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方，通常不是外商雇主，而是中国雇员，于是就出现了外企中国员工频繁跳槽、外商加薪挽留高级人才的奇特景观。

“如今，中外企业薪酬的差别越来越小。”程越说。张玲也持同样的看法。张玲在北京的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分公司总部担任业务发展及政府关系总监。她说，某些中国企业，员工的收入一点儿不比同业的外企差。外企的中国员工在晋升上常常遭遇“玻璃天花板”，不少中国企业允许员工进入高级管理层，如今，中国也出现了不少从外企跳槽到本土企业的例子。

3年前，欧阳平从一家中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跳槽到目前效力的这家外资事务所，但如今的他，并不排除“反跳”的可能性。“毕竟在中资所做到合伙人比较快，比较容易，收入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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