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6年的经典影片《野战排》中，查理·辛（Charlie Sheen）饰演的角色克里斯·泰勒（Chris Taylor）大学辍学参加了越南战争，相较于其他人，他显得更加高贵和爱国。但是他的信条很快就被基思·戴维（Keith David）扮演的绰号为King的黑人士兵推翻了，他告诉泰勒：  

“你首先得有钱才能那样想。众所周知，穷人会越来越穷，而富人会更加富有。” 

35年后，King的玩世不恭与此息息相关。富人越来越富，不平等现象在加剧，自1950年代以来作为美国经济支柱的中产阶级正在萎缩。  

2018年，美国薪酬最高的三位首席执行官的挣得比几个国家都要多，他们分别是：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第一名，5.133亿美元）、大麻公司Tilray的首席执行官布伦丹·肯尼迪（Brendan Kennedy，第二名，2.56亿美元）、迪斯尼公司的老板鲍勃·埃格（Bob Eger，第三名，1.466亿美元），总计9.14亿美元，超过世界上最贫穷的11个国家。

明星们也前所未有地赚得盆满钵满。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去年赚了1.85亿美元，“名誉”世界巡演收入2.661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最高记录。阿根廷足球巨星莱昂内尔·梅西（Lionel Messi）收入1.27亿美元，其中包括3500万美元的代言；墨西哥拳击手卡内洛·阿尔瓦雷（Canelo Alvarez）收入9400万美元；瑞士网球明星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赚了9340万美元。  

与此同时，北美人的平均债务水平越来越高，持续的低利率也在推动消费。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消费者债务首次达到4万亿美元。信用卡债务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美国人均余额为4,923美元。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援引信用卡调查称，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约8,600万人）担心他们在大肆购买（超过100美元）时会透支信用卡。信用卡利率从2017年的15.11％上升到目前的21.4％。尽管美联储自8月以来已经三次降息。 

加拿大负债也在增加。今年3月，加拿大统计局发布报告称，加拿大普通家庭将可支配收入的14.9%用于偿还债务，创下历史新高。统计局表示，2018年第四季度，加拿大的资产减净值（即资产减去负债）下降了2.8％，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 

由于支出大于收入，中产阶级正受到侵蚀，中等收入岗位的减少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  

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5年的50%。脱离中产阶级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进入高收入阶层，三分之一的人变得更穷。

而且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扩大。现在，最富有的400名美国人控制的财富比60％的穷人的财富还要多，这是自20世纪19年代以来最大的贫富差距。  

2019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说明了不平等现象变得日益严重。尽管这家咨询公司指出，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中，富人与中产阶级、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例如，2014年，七国集团（G-7）国家中1%最富有的人拥有大约27%的财富...在经合组织中，自2000年以来，三分之二的成员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普遍上升。

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动荡和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影响了G-7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由于市场收入无法让人们摆脱贫困，许多人的工资停滞不前，男性就业率下降，经济可能变得更加脆弱。与2005年相比，2014年发达经济体中约70％的家庭收入持平或下降……与此同时，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成本的增速超过了整体通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16年的一份研究大衰退影响的报告发现，最贫穷的10%的人仍未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些人仍在从事那些安全系数较低、失业率较高的低质量工作。  

相比之下，经合组织通过《卫报》发布的报告称，最富有的10％人口迅速反弹：“到2013/14年，底层收入仍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而高、中层收入已大部分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

在经济衰退的三年（2017-10年）中，社会底层人群（10％）收入下降幅度最大，为5.3％，而收入最高人群（10％）的降幅3.6％。从2010到2016年，最富有的人群（10％）收入平均增长2.3，而最穷的人的薪资仅增长了1.1％，这更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智利，一份警告

作为资源投资者，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残酷的事实就是，我们不投资穷人。但是不平等与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影响采矿业，我们只要看看智利的现状就能明白。  

10月，持续一周的抗议、暴乱和纵火导致19人死亡，7000人被捕，商业和公共交通损失近20亿美元。 

事实证明，成千上万的人不仅对不断上涨的运输成本表示失望，还对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以及认为政府对穷人的攻击表示失望。

圣地亚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武装部队近30年来首次在街道上集结，智利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和锂储量最多的国家，被认为是最稳定和对商业友好的拉丁美洲国家之一。 

但其实智利有许多人都很穷。事实上，在经合组织最富有的30个国家中，智利的贫富差距最大，其次是墨西哥、土耳其和美国。智利社会中最富有的1％人口赚取了该国三分之一的财富。该国一半工人的每月收入不到40万比索（约550美元）。

私有化也是一个问题。智利的许多工业都掌握在私营公司的手中。    

尽管一些人认为智利的局势只是暂时的，而且仅限于城市，但有迹象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本月初，全国范围的罢工延误甚至中断了包括采矿在内多个行业的供应链。市场调研公司CFRA表示，持续的社会动荡可能会加剧铜供应紧张。 

上个月，当地抗议者封锁了一条道路，导致锂矿商SQM的运营被关闭。

全球化反弹

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的消极反应，这种反应在过去几年里逐渐形成。  

现代全球化是国民经济通过商品、服务、技术、资本和工人的跨境流动而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  

但是173年的全球化并未收获应有的成效。尤其是英、美国家，收入不平等极其严重，公司纷纷离开本国在劳动力更廉价的地方建厂。而由于欧洲移民潮，欧盟试图通过提供自由劳动力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想破灭，这些移民与当地人争夺稀缺的工作，在刚来的时候依赖政府的救济生活。   

全球化也一直受到自动化的冲击，尤其是工厂里机器人越来越多，取代成千上万个高薪制造业工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右翼民粹主义者，特别是在欧洲，如法国的马林·勒彭、匈牙利的维克多·奥尔班和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领袖诺伯特·霍弗已对全球化提出了很多建议：是时候回到民族国家的理念了，当地工人和工业应受到保护，而其他地区则应该被隔离开。

不平等与民粹主义

导致民粹主义的不平等现象是右翼政党及其领导人认为最普遍的一种趋势。

想想“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文化杂志《Adbusters》发起了一场鼓励数千名美国人在曼哈顿下城举行抗议的运动，该组织宣传反对不平等、公司贪婪以及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力，这些都在全球广泛传播。 

“占领华尔街”活动催生了黑人人权示威活动，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科林·卡尔佩尼克发起的 “跪下”抗议活动——要求最低时薪为15美元的运动，以及伯尼·桑德斯升职运动。  

2016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力量重新聚集，支持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CNN引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占领国家：占领华尔街的根源、精神和承诺》作者托德·吉特林的话，“毫无疑问，对[占领华尔街]营地感到兴奋和沮丧的人们激动地想着他们下一步准备做什么。”  他还补充说：“很明显，其中一些精神和一些人被贝尔尼·桑德斯运动吸引了。” 

最近，民主党在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中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了挑战，这为美国左翼注入了活力。  

据《商业内幕》报道，在10月份的民主党总统辩论之后，大多数美国公众、少数总统候选人和一群美国超级富豪一致认为，美国需要征收财富税，以帮助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6月， 18名美国超级富豪在一封公开信中提到了沃伦的计划，要求增加税收。

领先的竞争者桑德斯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都支持征收财富税，让美国富豪每年向联邦政府支付一定比例的净资产。

至于收入、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机会降低（即1％的财富增长）是否造成了政治上的一些变化，它的证据喜忧参半。

谈话认为，尽管数十年来持续的不平等现象可以归咎于民粹主义原因，如特朗普的当选、右翼民族主义的崛起和英国退欧公投的结果，但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例如，经济不安全感可能导致民众强烈反对移民，他们会投票支持建立了一个反移民平台的民粹主义者。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受不平等驱动的民粹主义是否意味着“ 99％”的成员拥有更多代表权。在美国，到目前为止答案都是否定的。《纽约时报》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国会由那些资历与大多数公民大相径庭的人组成。” 

这意味着，尽管新的众议院有许多政治新手，而且妇女和少数族裔人数比历届任何国会都要多，但超过70％的人是律师、白领和医疗人员。

律师代表过多尤其多，他们占了不到1％的投票人口，却拥有众议院的1/3的席位，而在瑞典、法国和丹麦，这一比例仅为10％。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多的律师和商人的产物，是立法者的集合，他们可能制定并通过那些有利于他们及其职业的法律。该专栏评论：

某种程度上，国会里都是成功的白领，众议院比其所代表的人民要富裕得多，而且富有的政治家也会支持对自己阶级有利的立法。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尼古拉斯·卡恩斯在他的著作《白领政府》中写道：“商业和专业背景的国会议员想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的美好想法，严重违背了美国立法决策的现实。”

结论

对许多人来说，资本主义的成果已被视为变质的商品。买房、升职、存钱养老都变得更加困难。

很多国家都发生了社会动荡，包括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英国退欧）、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埃及、俄罗斯、委内瑞拉、智利和玻利维亚。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南美和非洲，政客们迫于基层的压力，不得不颁发有利于普通公民的政策。不平等成为政府将财富从富裕企业转移到穷人手中的主要驱动力。 

政府以“人民意志”的名义，意图从矿业公司获取更多利润、没收矿山、拒绝发放许可证，或对矿业公司施加更多限制。例如，印度尼西亚禁止原矿石出口以便在当地获利，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政府关闭23个镍矿。  

矿业公司很容易成为靶子，因为矿业是一项长期投资，尤其是资本密集型投资。矿山也固定不变的，因此矿业公司受其经营所在国家的支配。彻底没收资产通常会使用历史不公和合同不当的双重借口。矿业公司得不到赔偿，也没有追索权。

各国在如何压榨矿商利润方面越来越有创意。通过提出一系列要求，如强制选矿（矿石在当地加工，而不是出口原料）、出口限制和增加国家对矿山的所有权，各国政府已经超越了税收的范畴，从采矿部门获得了更多收益。

随着西方国家对这些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长，不平等、社会动荡和矿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